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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失的外销画 还有那些“呱呱叫”的画师们

2017-10-23 14:12:05 来源: 作者: 责任编辑:微微笑 浏览:

 

咸丰皇帝和皇后,1861年2月2日《世界画报》。咸丰皇帝和皇后,1861年2月2日《世界画报》。
道光皇帝,根据关乔昌先生的一幅水彩肖像画绘制,取自拉葛兰先生的收藏。道光皇帝,根据关乔昌先生的一幅水彩肖像画绘制,取自拉葛兰先生的收藏。

  ■唐山

  ■民间画师学得又好又快

  一般认为,夕阳油画传入中国始于清廷,特别是意大利人郎世宁历仕康、雍、乾三朝,长达50余年,据史籍记载,他曾培养多名中国弟子,可在清宫收藏中,目前只能找到一幅出自中国画家的油画,即《桐荫仕女图》,因其“油画技法的幼稚,人物形象的呆板和背景里侧影的误差”。

  在“外销画”中,油画是重要组成部分,可当时连宫廷画师都还画不好,“呱”们又是如何学会的?

  原来,在摄影术出现前,水手们每入一港,必请当地画师绘像,寄回家中报平安。清代广州、澳门国际贸易繁荣,洋画师来此谋生,但当时航海依靠季风,每年总有数月无新船到来,在生意淡季时,洋画师只能靠收徒授业、收点培训费来维持,因而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油画师。

  1693年的《伦敦年报》上有一则的广告,说:“耐用的墙纸,上面有五个印度人物(实际是中国人物),每张12英尺长,2英尺宽。”这可能是关于“外销画”的最早的记录。

  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油画师是史贝霖(不知其中文名字,只能根据英文名Spoilum音译,也有人译成斯波义隆)。

  美国商人哈斯堪在1803年的日记中曾说:“觅得空闲之时,我去找史贝霖,请他替我画肖像,坐了两个小时就画好了。他每幅肖像画收费10美元,生意十分兴隆。我惊奇地发现,他是多么擅长此门肖像画艺术!”

  初期“外销画”画家们多是学中国画出身,后来又恶补了西洋画技法,故不乏稚嫩处。

  本文开头曾对中国画师予以赞美的约翰·巴洛便曾批评说,中国油画师只会模仿,甚至将西方油画中“所有的缺陷和污点,不管是原本就有还是无意造成的,他们都照画不误。作为纯粹的模仿者,他们对这类模板的艺术感染力浑然不觉”。

  在这些民间画师中,还有人曾出国留学,如关作霖(有学者认为,他就是史贝霖),据史料记载,他“附海舶遍游欧美各国,喜其油画传神,从而学习。学成而归,设肆羊城,为人写真,栩栩欲活,见者无不诧叹。时在嘉庆中叶。此技初入中国,西人亦惊以为奇,得未曾有云。”

  ■无暇做新画派的奠基人

  19世纪30年代后,英国画家乔治·钱纳利来华传授水粉画技法,大大提升了广州“外销画”水准,林呱即为其高足,林呱的《老人头像》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,是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。

  林呱亦作啉(音如蓝)呱,原名关乔昌,有人称其为“蓝阁”,还有学者推断他可能是关作霖(即史贝霖)的后代。

  为了拉西方客户,林呱自称最欣赏当时西方名画家托马斯·劳伦斯,并在自己的名片上自称“中国的托马斯·劳伦斯”,这让钱纳利深感不满(托马斯·劳伦斯是钱纳利的老师),他公开指责林呱只会模仿,是个拙劣的骗子,而林呱则巧妙地说自己曾为钱纳利代笔。

  钱纳利发现,他的中国弟子们收费远低于自己,对其饭碗构成巨大威胁。

  法国人奥尼说:“尽管钱纳利声称他没有转借、赠送或者出售他的作品给林呱,这位学生仍然从他那里借走了许多作品。这两位画家之间存在着竞争,主要归因于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……钱纳利的水平远远超过林呱,他每幅肖像要价50至100葡币,而林呱只要15至20葡币。由于林呱的作品便宜很多,一些不太讲究艺术性的人更愿意在林呱那里为自己绘画,于是画家之间就产生了怨恨。”

  为了竞争,林呱不得不采取“流水作业”。1837年,法国人奥尼记录了他在林呱画室的发现:“楼上,有八到十位画工拉高衫袖,将辫子盘卷于脖子上努力地工作,他们都采用流水作业形式,所以产量很高。可是画作题材单调,大都是一只船、一只鸟和一个中国人。在他们身旁,放置着已经绘好的风景画和象牙细密画,他们可以说是智慧的机器。”

  英国人特古德·唐宁在记录中说:“虽然林呱努力作画,动作敏捷,有时超出了他的能力,画得有些粗糙,我认为他一年收入不会超过500英镑。”

  500英镑约合2000两白银,学者徐堃指出,当时一个戏剧名角“其工金动至四五千,以一年之力而得中人之产”,而私塾名师亦“年金可达千元以上”。

  在林呱的遗作中,甚至有一张签订《南京条约》的耆英肖像,可见他与高层亦有往来,可他的收入却如此微薄。为了谋生,林呱旺季时给欧洲人画油画,淡季时则给本地人画门神和观音像。

  刘海粟曾说:林呱如果活在国外,将会成为一个新画派的奠基人。

  林呱在同时代画家中名声最著,他死后,其子侄冒用他的签名,继续经营。

  ■一面曲折的镜子

  “外销画”行当热闹非凡,生意规模却始终不大。1860年上半年,广州总共出口绘画作品84张,估值为125美元,单幅不足1.5美元,而出口通草纸画1528张,估值为150美元,单幅还不到0.1美元。到1862年下半年,出口绘画作品420张,估值仅为120美元,单幅竟又降到0.5美元,而出口通草纸画15937张,估值为1116美元,单幅仅7美分。从现有数据看,“外销画”半年最高出口额仅1747美元。

  单价持续走低,“外销画”质量自然越来越差。

  “外销画”直面下里巴人的日常生活,画家大胆采用西方绘画技术,作品活泼、生动,却始终无法打开本地市场,因中国消费者反对在画上表现明暗效果,“他们觉得人像上鼻子下面的阴影是一个缺点,认为那个地方可能偶尔画错了”,所以外销画“在中国本土不受欢迎,但在西方却深受喜爱”。

  本地需求不足,出口市场又小,引发过度竞争,为争取国外客户,“外销画”画家们竞相压价,且刻意迎合其猎奇心理。

  当时欧洲客户对中国文明多有误解,风闻凌迟、腰斩、剥皮等酷刑,极想一窥究竟。其实凌迟从未入五刑,属“法外施法”,而腰斩亦被废止久矣,这些场景,“外销画”画家们也没见过,可既然国外客户想要,他们马上便能“创作”出来——因为各地都有阎王殿,其中必有描绘地狱中鬼卒用酷刑虐待罪人的雕塑或绘画,略加模仿就行。

  这些画传入西方后,引起巨大轰动,被认为是东方文明野蛮的“证据”。

 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曾说,凌迟本属极罕见的情况,可在传播中,其影响被放大,许多西方人误认为,清朝每天都在施用此酷刑。

  图像证史,但“外销画”折射出的并不完全是真史。随着对中国了解越来越多,西方人对“外销画”也越来越不满意,他们试图挤去其中猎奇、夸张的成分,而梅森的这本书堪称里程碑。

  《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》丛书主编赵省伟认为,梅森显然是在蒲呱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画,因技法更西化,突出写实,由此开启了“西洋画师描绘中国风情”的新阶段。

  梅森的书在内容上尚未突破“外销画”的框架,到法国人布列东1810年《中国艺术与服饰》出版时,已开始以我为主,到马戛尔尼使团画师威廉·亚历山大的画册出版,西方人则完全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看中国。

  梅森此书开启了新传统,且属东西艺术家合璧之作,既保存东方风情,又修正了“外销画”中有悖真实之处,留存了一段真史。

  1840年后,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,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岸通商,广州作为唯一对外口岸的优势丧失,经济渐萧条,“外销画”画家们纷纷迁至香港、上海,但受众越来越少,难以维持。1846年,摄影术传入香港,迅速普及开来,给“外销画”行业以最后一击。

  一些“外销画”画家转向从事石印,去做商标画、月份牌画等,如关惠农后来成了香港著名的月份牌画家,有“月份牌皇”之称,而他的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关作霖。

  ■对话

  赵省伟:这是一片待发掘的富矿

  唐 山

  出版图像史料赚钱很难

  《书乡周刊》:您是如何想起做《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》这种书的?

  赵省伟:我硕士时学的是历史专业,自然知道图像证史的价值,此外我也喜欢收藏相关文物。毕业后我到了图书公司,做过一些畅销书,但那时这种书是出不来的,因为老板认为赚不了钱。后来我自己尝试着做,发现这种书也有不少读者。

  《书乡周刊》:赚钱了吗?

  赵省伟:图像资料太贵了,不可能赚钱,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好。我当年刚开始玩这方面的收藏时,国内关注的人很少,而欧洲有大批的相关文物,价格特便宜,要不我也买不起,这些年不行了,欧洲人都学精了,价格涨了很多倍不说,一套图片也都会拆开来,一张张地卖。

  《书乡周刊》:有多贵?比如这本书的原本《中国服饰与习俗图鉴》,如今市场价格是多少?

  赵省伟:原版几乎找不到,1920年时这本书曾重印过一版,也很罕见,现在有报价的都是这一版,大概5万多元一本。

  中国书商得罪了许多外国图书馆

  《书乡周刊》:这么贵?其实做出版不一定非要找原始文物吧,翻拍不可以吗?

  赵省伟:那质量就太糙了,要想做好,一定要找原始文物,用电分机扫描,那样印出来才够清晰。国内过去一些出版商为节省成本,拿相机直接到国外图书馆去偷拍,后来干这种事的人越来越多,这些图书馆不堪其扰,干脆不再对中国读者出借这种图像史料的书,或者只借你上半部,永远不借下半部。

  《书乡周刊》:此前几本《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》都是政治史、军事史,为何这本转向服装史?

  赵省伟:中国读者对政治史、军事史关注比较多,相关图片史料可能都已看过了,只有生活史这方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空白。过去一说图像证史,大家想到的都是老照片,所以相关出版物特别多,可在照相术诞生之前的那些图像,史料价值也很高,比如清中期到末期,当时人的服装样式究竟如何?这个一直缺少研究,沈从文先生《中国服饰史》中对这一段亦语焉不详,因为缺乏史料佐证,而通过这本书,便可一目了然。

  那时的人很从容

  《书乡周刊》:这本书的作者梅森是个怎样的人?

  赵省伟:我查了很多资料,很遗憾,我也没找到更具体的信息,只知道他是个英国军人,也许他的职业生涯太不出色了,所以没能留下更多记录。梅森来过广州,买过蒲呱的画,但他在本书序言中写的那些话不可靠,他应该是比较早地意识到“外销画”内容不靠谱的西方人之一,因为他来过中国,画上的东西与他亲眼所见不符。

  《书乡周刊》:您说不可靠,指的是什么?

  赵省伟:只要你看过那些外销画,自然会知道。比如画扁担挑水,画家为了迎合欧洲消费者,刻意把人画得手舞足蹈、动作夸张,用色也特别艳丽。

  《书乡周刊》:这本书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?

  赵省伟:第一感受是那时的人不像原来我想象的那么“土”。清末民初,留下了很多照片史料,但上面的人大多灰头土脸、表情呆滞,而这本书上画的中国人给人的隔阂感就没有那么强,即使是做很卑微职业的人,从表情上看,也显得很坦然、快活,看上去幸福指数还挺高。

  《书乡周刊》:为什么会这样?

  赵省伟:可能与西方人看中国的视角有关,此前西方人曾一度比较仰视中国,随着接触增加,到清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平视,而两次鸦片战争后,西方人的视角转向俯视,摄影师更愿意拍中国落后、愚昧的东西来猎奇。此外,那时普通中国人还没有感受到现代化的压力,不同职业的人各安其业,所以显得更从容。

  外国人不只拍领导

  《书乡周刊》:为什么图像资料在国外比较多,而国内比较少?

  赵省伟:这与当时人们看历史的角度有关。当时中国人只关注政治史,相关图像资料很多,但也比较单调,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政治人物的材料,此外还有一些家谱,但能修家谱的一般也是地方豪强。而当时国外人看历史则视角向下,比如年鉴学派便主张要关注日常的生活,所以外国人来了,虽然也会给皇帝拍两张照片,但拍完便会去拍城门口的普通人,去看生活细节,不像我们,胶片上拍的只有领导。

  《书乡周刊》:如今图像证史的书太多了,可到哪找那么多读者去呢?

  赵省伟:所以要看它是否有真正的意义,如果只是猎奇,读者当然不关注,而那些有学术价值的书,依然会有市场。今天图书市场越来越成熟,像当年那样,随便找本外国旧书翻下版就能畅销的情况,以后不大可能再出现了。

  有学术价值才能卖得好

  《书乡周刊》:这本书的市场反响如何?

  赵省伟:不了解的人可能不关注,但有很多学服装史、生活史、学美术的人来问,因为梅森的这本书、布列东的《中国艺术与服饰》和威廉·亚历山大的画册,被认为研究中国晚清服饰史的三大经典之作,大家都关心我们出了这本书后,会不会接着出剩下两本。

  《书乡周刊》:会接着出吗?

  赵省伟:会接着出,计划最终会出到4本。不过威廉·亚历山大的画我们只能找到400多张,据德国学者研究,亚历山大总共画了2000多张关于中国的画,但究竟存世多少,谁也说不清楚。

  《书乡周刊》:做了这么多年图像史料的出版,您的感受如何?

  赵省伟:我觉得越做路越宽。明清两代,中国与世界有很多联系,西方传教士画过不少与中国相关的画,比如他们画过清代初期的几位皇帝,可没有一张画得像,可见他们也没见过皇帝,只能根据民间传说来创作,自然把民间的误会、想象等也掺杂了进去,这其中包含的时代信息太多了,深入下去,是一片富矿。

  ■评论

  读图 没那么简单

  张逸良

  都说现在是“读图时代”,动动手指,刷刷图片,就能了解事件发生的真相,比一大堆文字叙述还要直观、方便,但图片就那么好读吗?读到的就一定是对的吗?尤其是那些跨越百年,来自万里之外的历史图像。

  一百多年前,西方人的心态和现在的我们有一种“偶合的默契”,对遥远的异国心存好奇,想去一探究竟。那时候,照相机还是稀罕的物件,西方人了解中国、记录中国,靠的是发现的眼睛与手中的画笔,当然还有道听途说和信口雌黄,零散而杂乱,整理起来都不容易,何况去解开背后的秘密。所以说解读历史图像,是个极具挑战性的事儿,因为很难去考辨真伪,唯一能做的是呈现,把尽可能多的素材都交给读者。

 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读图无方法,不妨去溯源这些图像的产生环境,去那里找线索。很多历史图像的产生,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紧密相关的。印刷与平面媒体发展并不发达的时代,人们的阅读通常还是以文字为主,在报纸当中出现的图像,多是依附于文字而来。看图的时候,要去阅读背后的说明文字,两者相互印证,才有可能知道它这么呈现的用意,当然也能够了解到西方人对事件的态度和想法。

  五年前,我曾试图以单纯“读图”的方式,去解开法国《小日报》中的中国图像的用意,看到的无非人、画面、可能发生的故事,这种“读图”是直观而肤浅的,看见略显丑化的慈禧的面目,就会想到她可能不太招欧洲人待见;看见李鸿章的严酷姿态,就会想到他面对晚清颓势的无奈与痛苦。但当后来我翻开报纸,把《小日报》中的“封面故事”一一细读,我发现曾经的认知大多谬误:法国记者费了很大笔墨去记叙慈禧推动中国近代化,也会高度关注李鸿章访问欧美各国,是否是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强烈信号。了解了他们的描述,再去看这些图像,感觉便不同了。虽然图像本身只是一种视觉传递,但这其中有思考、有细节,它其实是立体的,远没表面看看那么简单。

  读懂带有历史信息的图像,意味着你要设身处地去与过去对话,然而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,还原历史场景的难度就会陡增,考证无果才是常态,有了发现纯属幸运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读图无用,这种思考有现实价值也有社会意义,尤其是对一些历史话题而言,社会的广泛解读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历史的细致反思,不断发掘的历史物料也可以丰富历史的细节与脉络。

  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图像“纷纷归来”,是一件好事,证明人们开始打开视角,去搜集、接纳这些别样的声音。但当图像积累到一定数量了,是不是就应当考虑去“深耕”,将尽可能多的发掘有限物料里的内容,全面的呈现给读者呢?否则单纯去“读图”,读的都是错的,谈何呈现真实的历史,而“读图”的意义也大打折扣,对历史本身也有些不负责任。

文章来源: 责任编辑:微微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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